韦文传第三十八
韦文之前在终南山隐居，真是怡然得其乐，悠然无所虑，颇有羲皇上人之姿。奈何声名既大，门下弟子又多，而整日这些人只是谈经论道，致意经史，持家是一点也不会，更遑论稼穑了。以他归隐时带来的二仆四婢，实是难以养活韦文，及其一妻一妾，并弟子十数人的。虽然自己写文章时总一本正经地说如今隐居，“耕于岩石之下，收于南山之阳，他人不堪其忧，而己不改其乐。” 但韦文心里其实是牢记“小人哉，焉用稼”的道理,。于是慢慢地至于吃饭都有了问题。等到金凤初年关中大旱，更是一日一人一粥都满足不了了。他弟子都纷纷劝说明师出山，顺从招隐。更有甚者，编了什么“韦君不出，奈天下儒者何”的大话来诓他，可见其弟子当时确乎不忍枵腹了。韦文本就钦慕东晋一众名士，一听弟子说时论比自己于谢安，真恨不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但是身为一代大儒，心虽早向往之，笔头上还是要一让再让的。在金凤元年秋和金凤二年春，朝廷两次公车征聘他为议郎，韦文都不应，并上书称病辞疾，说些什么臣素驽钝，不堪重用，更兼年老体衰，已经习惯山野等套话。弟子们都知道他是嫌议郎官小，岂有四十多岁的成名大儒去跟黄毛小生们共事的道理？好在那年秋中宗显皇帝亲自写了第三道征辟令，并说已经为他空了一个谏议大夫的缺。还没等韦文来得及回复，他弟子们就已经帮他把谢表写好了，并且一致决定如果这一次韦文还不应征，他们就要一同下山，不再跟着韦文餐风宿露喝西北风了。毕竟当时他们已经实打实饿了两天。韦文自己也知道这辞让的表演不能玩的太过火，加上他自己也着实想念小米粥的滋味，便在半推半就中呈上了谢表，带着妻妾弟子动身前往京城。
谏议大夫，官六百石，掌顾问应对，谏诤直言。韦文在去京城的路上就已经在琢磨怎么写自己身为谏议大夫的第一封上表了。名称早已想好，就叫“痛陈时事表”。内容自然是要条陈当今政事诸弊：庶民苦于兼并，豪强贪得无厌，厝火积薪，时局危殆…以显自己身居山中而心忧天下。到京城的第二天，韦文就以上封事的形式把这表文呈了上去。当晚在梦里，韦文已经幻想着中宗显皇帝将会如何被自己的直言所惊叹，恨得忠臣之晚。之后自是亲自召见，语至夜半，翌日加官，整顿朝政，出巡四方，察奸举恶，中兴之势因己而成…
然而上表之后数日全无消息，民风还是一样的日下，贪官还是一样的横行，黄河还是一样的浑浊，天气还是一样的寒冷，肚子还是一样的易饿。
韦文后来江河日下的原因有二，一是纳妾，二是注《逸尚书》。虽然纳妾在前，注《逸尚书》在后，但是整件事情的起因是由于注《逸尚书》，所以这里先讲后者。
文帝初年时济阴相上书说有隶卒在黄河边上筑堤时挖到了竹简若干，其字不可识，像是蝌蚪文，又像是古篆。文帝本来对这事不感兴趣，想给扣个伪书的帽子就不管了。奈何尚书省和御史台的那群人听到消息后如获至宝，以为“泰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现在太平之世，立德立功略显困难，这古文竹简倒是个立言的好机会。最不济，也可称为为往圣继绝学了。于是众文臣兴趣浓厚，干劲十足。先是一起上奏说这竹简意义重大，仅从可辨识的内容来看，似乎是《尚书》逸文，恐存有三王五帝之遗训不见于今朝者。接着尚书令周殷又劝文帝给济阴相发嘉奖令，赞扬他不光治理有方，更兼留心坟典。因为自幼被武帝逼着背五经，习六艺，文帝本人对这些“文字游戏”实在是不胜其烦的。无奈那奏书有二三十个大臣署名，再者也怕若自己不同意，那些文臣要上书个没完，便批复准了。
之后这些书简便被运到了秘书省，让那些平时闲的没事干的郎官博士们去解读释义。文帝本人也再没有过问了。倒是周殷对此事积极的不得了，三番五次给文帝上表汇报进度，后来甚至于自愿辞掉了尚书令去当秘书监，总管《逸尚书》的翻译工作。此事在当时殊不可解，因为尚书令虽然品阶不高，秩才千石，但是作为内廷显位，职掌枢机，手下分曹治事，传达帝命，沟通内外，不可谓不是要职。更何况周殷是以平陇西乱而被文帝提拔的，现在竟然甘愿辞职去做个从三品的秘书监，总文事而且不兼它职，在其他同僚看来简直是咄咄怪事。后来周殷孙子某君跟我聊天的时候谈到这事，我才了解到其内情。原来周殷早年找姬末算命，姬末说他虎背而蜂腰，凤目而淡眉，龙准而蛇吻，当以武功登显位，然不过三年而败。但是若能急流勇退，偃武从文，必能以寿终。末了又故作高深加一句，“孟子言‘五百年而圣人一出’，今其时也，其人在君乎？”。周殷于是自认大任将降于己，颇为自负。更加以后面果真以良家子身份从军，多有战功，直至在西平边陲擒狄文龙，平陇西乱，封武功侯，加尚书令，几乎位极人臣。因此对姬末说的话深信不疑，常怀水满则盈兔死狐悲的忧虑。于是趁机借整理《逸尚书》的机会退了下来。可惜没想到姬末只算对了一半。周殷确实凭借战功登显位，可是退下来之后不到一年就得病死了，圣人肯定是当不了了。某君跟我说周殷死的时候还不相信大限将至，一个劲的说“怪哉怪哉，岂有此理”。
说回《逸尚书》，显帝即位之后不久，秘书省说《逸尚书》整理好了，显帝明显也不是个读书的主儿，说了句“好，藏起来吧”就没下文了。正好当时韦文上表被无视，又怀疑被魏无疑一家陷害，贬职去当博士祭酒，愤懑之下就决定不问世事，要再次转向经籍了。并且自己刻了个青田石的印，上书“柱工阳拙”以表明志向，取首阳为拙，柱下为工之意。他于是跟秘书省打了招呼，抄了一份《逸尚书》副本，开始注书。
《尚书》一书，记上古君臣之事，自古便称佶屈聱牙，着实难懂。自前汉孔安国，刘歆，至后汉贾逵，郑玄等皆有注解发扬。韦文对这些先贤大儒的经典是不大以为然的。总觉得他们初心不纯，表面打着注经的旗号，实则是以经注我，陈说他们个人观点罢了。韦文颇想借着这次注《逸尚书》来另立门户，一拯前贤之误，起数代之衰。所以对于这工作十分积极。可等他真正开始动手做这事，才发现殊不容易。光是逐字逐句对比《逸尚书》与现存《尚书》的差别就需要他每天往秘书省藏书室跑，对比时还要记下彼此异同，记完了要去查孔安国等人的注疏以批驳其误，最后还得加上自己的看法，最好能跳出前人窠臼。基本上每一句话都要他查十来本书，然后想上几天。他当时已年届六十，目衰发白齿落摇，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持续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无奈他只好让他的弟子去做大部分的查书工作，整理好了给他过目，每章由他来写最终批语。
谁知刚开始注书时，韦文的妾因风寒死了。这本不是什么大事。只是这妾是韦文刚决定归隐时所纳，跟他在终南山过了几年苦日子，更兼颇识文字，略会诗词，很讨韦文喜欢。暮年丧红颜对韦文打击很大，一连数月都足不出户。